制造业一直是促进经济发展为重要的动力。

从全球截面数据来看，制造业比重越大的国家通常来说经济增长速度和稳定性通常更强，过去常说的“无工不富”，从数据上一直是这样的情况。

然而，近日发布的CMF报告显示，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去工业化”——制造业比重下行的压力。目前，全球制造业增加值都出现“倒U”型，先上升后下降。从更具体的就业比重来看，当一个国家的收入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制造业比重都会出现下降趋势。

“工业化问题不仅是制造业本身的问题，还会引起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后果。比如，制造业下行会恶化失业问题、高质量就业问题以及收入分配问题，直接的比如经济增速放缓。”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热点问题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黄阳华表示。

从2012年左右，中国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也出现下行压力，这也是中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非常重要的背景。

对此黄阳华建议，应对制造业下行压力，首先要进行制造业升级，补齐效率短板，提高产品议价能力，技术上保持的产业要进一步聚焦研发；另一方面，很多产业要素也要调整，要转向非价格竞争，同时，要应对新定价，拓展全球市场，“一带一路”大量的合作项目和合作领域都可以分国别进行制造业合作，和制造业强国合作更多强调研发领域合作，对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方可通过产能、第三方合作、市场合作等方式，使得制造业同“一带一路”的衔接更加紧密。

应警惕“倒U”型

从全球数据看，制造业比重大的国家经济增速和稳定性通常更强。从宏观经济角度看，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17个目标中的大部分都需制造业和工业化支撑。从全球主要国家和平均趋势看，大量国家的税收主要来自于制造业部门，制造业仍通过规模经济和效益经济对一个国家的增长以及更加宏观的现代化有很强的支撑作用。

“美国早期有一个‘去工业化’历程，再到现在提出‘再工业化’，也是因为认识到了制造业的重要性。在过去它的去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制造业大量外包的模式，不仅会导致美国产业功力的流失，而且出现了一种创新资源跟着制造业外迁，从而破坏了美国经济的根基。”赛迪研究院规划研究所所长程楠表示。

而在中国2035年愿景目标中，对现代化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包括长期增长需要制造业支撑，科技水平自立自强同样需要制造业和创新形成联动和产业升级等。

“制造业比重越大越能够降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制造业的波动性比服务业更低，这次疫情中，制造业比重越大的国家在应对疫情时的经济回旋余地通常更大。同时，制造业本身是国家创新的重要承载部门，也是解决卡脖子的主要领域，这是制造业比重稳定和升级对实现创新国家的目标是重要支撑。”黄阳华表示。

不过，程楠也表示，当前面临着一个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使得制造业升级的道路受到一些挤压。近年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发生深刻调整，这种大国博弈的变化格局中，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向挤压。尤其是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大家能够看到，美西方一直试图遏制我国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先进技术的发展，阻碍我国产业升级的步伐。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冲击我国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引起警惕。

制造业升级仍是我国主要破局办法

程楠建议，现在制造业发展模式和以前有所不同，需要给制造业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虽然近些年来制造业平均税负水平有所下降，但在目前情况下还是有更大的必要让制造业企业放水养鱼，提供制造业企业更大的利润空间，鼓励企业扩大再生产。

“传统产业还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尤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国的传统产业是有基础、有规模、有优势的，但确实面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增长空间受限等多重压力。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老树发新芽比无中生有地培育新兴产业更具可行性。在这个过程中希望能够通过改造传统的工艺流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挖掘传统产业的潜力。”程楠表示。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钟正生也建议，今年稳定制造业投资需要寻求并扩大支撑因素，比如绿色低碳、智能制造、自主可控和汽车产业链。

“我国中游制造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像去年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了8.4%，在制造业投资中的占比达到了40.6%，党的二报告指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也指明了制造业技术改造的重点方向。同时，制造业发展毕竟还是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所以，制造业投资中民营企业占到绝大的比重。如何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也是至关重要的。”钟正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