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在国际经济和贸易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近年来德国制造业呈现一定程度的外迁趋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制造业格局加速重构，制造业外迁事关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制造业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顶梁柱”作用，了解德国制造业外迁的特征，分析影响制造业外迁的主要因素，对广东推进制造业强省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德国制造业外迁的特征

德国外迁的制造业相对集中，主要是在与能源密切相关的产业，如汽车、化工、机械制造等，具有面向特定区域转移产能和外迁产业链的特点。

一是产业链整体向美国转移。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数据，流向美洲的240亿美元国外直接投资中有八成进入美国。德国的汽车行业、制药公司以及特种化工企业等都在寻求积极扩大对美国投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建造了整个新的生产设施。

二是产能主要向中国转移。2022年，欧洲对华直接投资中，德国的份额从46%增加到了52%，其中汽车行业的占比更是达到了68%。宝马、奔驰、大众、巴斯夫、西门子等诸多德国企业，不断将产能转移至中国，仅巴斯夫公司在湛江的基地，就吸引了100亿欧元的投资。

三是部分产能和产业链环节向东欧新兴经济体转移。能源危机放大了东欧新兴经济体的成本优势，东欧国家与德国地理位置邻近，容易承接产能和劳动力、能源成本敏感型环节转移，重点领域包括半导体、汽车及新能源等。2023年上半年，德国对外直接投资中79.1%流向了欧洲内部，流入波兰、匈牙利的占比分别为6.1%和2.1%。根据匈牙利投资促进机构数据，匈牙利已拥有700余家汽车产业公司，奔驰、奥迪和宝马均设有工厂。

影响德国制造业外迁的共同因素

主要因素是市场化的生产成本考虑。通货膨胀率高企、能源成本居高不下、劳动力成本高昂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激增是德国制造业外迁的生猛推动之力。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能源价格飙升，产业链上游的能源密集型企业承受着巨大的成本压力，这些压力又沿产业链传导至其他产业。此外，2022年德国通货膨胀率达到创纪录的7.9%，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了6.4%。这导致德国许多制造业企业特别是能源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抬高，被迫减产、停产或将生产线外迁。德国工业联合会（BDI）调查显示，88%的德国工业公司将能源危机视为重大甚至威胁生存的挑战，倾向于产业链外迁，加速了全球布局并推迟在本土的投资步伐。

内在因素是产业链供应链的强依赖性。德国高端制造业产业链的强依赖性对产业外迁产生了较大影响。高端制造业产业链环节较多，供应链jingque且复杂，对上游环节依赖程度较高。俄罗斯是关键原材料的重要供应国，高端制造业常用的铂族金属资源，如镍、钯等高度集中在俄罗斯，对俄制裁导致重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短缺。上游环节遇阻意味着产业链、供应链源头性的断裂，企业生产稳定性受影响，许多关键产品无法生产和供应，对德国高端制造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长期的冲击。以天然气为例，在德国，天然气作为基础化工产品的原材料或能源没有替代品，对俄制裁导致巴斯夫、陶氏等多家化工巨头原料涨价，甚至一度“断供”。

催化因素是地缘政治和国家战略政策限制。激进的能源政策是导致德国制造业企业外迁的主要政策因素。为了尽早摆脱能源进口依赖，在激进的绿色能源和碳中和政策目标指引下，德国煤电、核电等传统能源和国内能源生产快速退出，并将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4%提高到50%左右，但增加的新能源发电弥补不了煤电和核电激进退出所造成的缺口，且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远高于传统能源。由于缺乏统一协调的政策，德国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上顾此失彼，忽视了国家的能源安全和外部抗风险能力，造成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脱节。加之乌克兰能源危机，能源短缺问题愈加凸显，德国建立在传统能源基础上的工业优势毫无疑问将受到损害，工业公司被迫进行产业外迁。

对广东制造的启示

首先是从成本上缓解制造业外迁压力。为防止制造业过快外迁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是借助政策工具施策。区分成本控制问题、政策风险规避、扩大市场或保障供应链安全等不同因素引发的产业外迁，理性对待制造业企业对生产成本因素的核心考量，系统评估不同制造业在广东产业结构中的定位，确定不同制造业外迁的必要性、优先级、可能的外迁方式、可承受规模及其外迁后的影响，不搞“一刀切”“全淘汰”“大换血”，施策。二是以化、规模化降低综合成本。整理、梳理传统产业，以的分工与协作形成效率，以标准化制造形成规模效应，用效率和规模化重新定义成本。三是增强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低成本优势吸引力。利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在用人、用地、用能等方面的低成本优势，立足于成本考虑构建完整产业链、配套基础设施、优化政策环境，鼓励发达地区优先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产能，缓解产业链过快外迁可能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就业压力加大等问题，并为广东产业转型升级争取时间窗口。

其次是从创新上确保产业链完整性和完全性。确保产业链自主可控是应对发达国家技术封锁，保障产业链安全、防止产业链断裂风险的关键。一是确定关键产业链自主可控图谱与清单。制定产业链分布图谱，厘清产业链资源基础、产业链动态发展、产业链断链风险，形成产业链固链、强链及关键技术环节“揭榜挂帅”等清单，从而为科学评估产业链保障能力和安全形势，识别产业链断点堵点奠定基础。二是引导“专精特新”企业研发创新。广东的“专精特新”企业与德国的“隐形”企业有诸多相似之处，要聚焦电子、通信、新能源等重点行业和领域，鼓励“专精特新”企业专注细分市场，在产业链关键环节率先实现关键零部件、重要产品设备的突破，全面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的产业基础能力，增强其在产业链上的主导性与性，以应对这些关键产业链断裂带来的风险。三是打造本土链主型跨国公司。构筑广东大型企业在全球产业链空间布局的主导权，提升广东企业参与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的能力与水平，重点构建“广东设计—东盟生产”或“广东品牌—东盟制造”的生产网络，稳固链主地位，致力于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RCEP区域供应链体系。

再次是以数智赋能制造业韧性成长。立足自身发展，数实融合、数字赋能，增强广东在国际产业链的控制力和话语权，助力广东制造业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下韧性成长。要积极把握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一体推进的趋势，抢占制高点、提升控制力，培育产业链发展新动能。一是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链融合发展。依托数字技术抢占全球产业链主导权的战略高地，推动数字技术渗透产业链价值链多环节，实现设计的数字化、生产的智能化、流程的可视化、产品的高端化、服务的便捷化，促进跨界融合的供应链生态的形成。二是推动智能制造与产业链融合发展。鼓励开展智能制造基础理论研究、培养基础研究人才，发展基础工业、加快研究制定各行业、各领域智能制造的标准、规范和验证平台，着力开展智能装备、传感器、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推动智能制造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三是推动绿色制造与产业链的融合发展。广东在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等绿色化产业已经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未来发展空间广阔，应该抢抓机遇，乘势而为，推动绿色制造与相关配套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